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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三定。通讯员 摄
陈新
余三定老师是我最敬重的著名评论家。因为身材高大，我总是用仰视的目光看他，而更令我仰视的，是他渊博的学识和崇高的人品。
余老师是我的同乡，这也是我们结缘的根基。虽然是同乡，但因为读书不同时、工作无交集的缘故，我们相识并不早，真正与他近距离接触交流，是在2015年3月的一天。我因孩子在国外留学，很想她回到家乡工作，于是我想到了找老乡余老师帮忙，便唐突地拜访了时任湖南理工学院校长的他，请他收个文化兵。尽管我去得突然，但余老师一见到我，听我简单地自我介绍了一下，神态就充满了乡亲的关怀，没有半点陌生感。他询问了一些具体情况后，便二话没说就答应了。只是后来，我孩子异于我的想法，无缘做他的部下。
自此，余老师对我这位老乡就有了特别的关注。我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出版后，赠送给了他一本。他是如何在短时间内认真浏览的过程我并不知道，但时隔不久，他就为此写了一篇评论文章在《岳阳晚报》上发表了之后才告诉我。我看到报纸上的铅字，被他的无声行为感动得热血如潮。我的第二部长篇小说一出版，他又是一番同样的操作，细读精研几周后写了评论，刊发之后给我发了个微信，我读后顿时感动得泪如泉涌。
有一次，我特意去参观了余老师的藏书楼，余老师带着我一边观看一边作介绍。忽然，他将我的两本小说拿了出来。要知道，余老师的藏书楼可是有藏书10万之多，他能记得将我的书放在什么位置并立即拿出来，这要多好的记性又多用心啊！我清楚地记得当时余老师拿出来后又翻给我看了多处，书页的铅字旁边有许多标记，这种做法，应该是余老师长期爱看书勤思考而留下的阅读痕迹。余老师告诉我：他要写好书评就免不了要做些标记，以便提炼中肯的观点。
余老师对我的关怀还渗透在一种了无痕迹的行为之中。2017年10月岳阳市作协在平江坪上举办第四期文学青年培训班，余老师既是岳阳市文联与市作协的领导，又是培训班讲课老师。我清楚地记得，报到那天正好是星期天。傍晚开饭时，我们学员都在大厅用餐，市作协领导和讲课老师人数少，安排在一间小房子里用餐。忽然，大厅里响起了余老师叫我的声音：“陈新，陈新”，我听到喊声便站了起来看向他。“把手机拿着，陪我喝酒去！”听了他这一句话，一种领导的关心与深厚的乡情在我心中燃烧，我迅速拿起手机跟着余老师来到小房里的餐桌上。
2022年至2024年，我在岳阳市卫健委与岳阳县委、县政府领导的支持下，经过较长时间的调查走访，写了一部《鹿鸣杏林》，记述民国时期的中医大师吴汉仙先生的生平传奇。吴先生曾是湖南中医药大学前身的创始人，并在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医遭遇空前打压之际，挺身而出，为挽救国宝呕心沥血，有效地护住了中医在中华大地应有的地位。为了写好这部传记，余老师自始至终关注着我的写作进程。书稿写成之后，他又为之写序，称赞《鹿鸣杏林》是“一部填补空白的名人传记”，并说我为丰富岳阳的历史文化作出了很大贡献。
余老师不仅仅对我是这样，他对所有的文学爱好者都是这样。他究竟为多少文人学者、文学爱好者出版的文字作品写过序言或评论文章，我没有统计，仅仅是他赠送给我的两部厚厚的文学评论与序言专集，就足以看到他倾注了多少心血。
有一回，我与余老师闲聊，余老师无意中说了一句话：有的书稿因为不太完善，比较难以审阅，有遗漏的字词，错字别字也较多，只得先改过来后，再推敲写书评。听了这话，我心中肃然起敬。
余老师这一生究竟读了多少书？我不知道，恐怕他自己也无法统计。古人曾以“才高八斗，学富五车”来形容学识丰富的人，这句话若用在余老师身上，一点也不夸张。
（作者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余三定，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湖南省文艺评论家协会原主席、湖南理工学院原校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