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小说创作的“何其芳现象”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在小说创作上也有一个“何其芳现象”。什么是小说创作上的何其芳现象呢？如果按照创作文体分为诗歌、小说、散文、戏剧等文体，一个作家往往以某一个或者两个抑或三个见长，很少有在四个方面都擅长的，但在创作观上，又想在四个文体上都有所建树，但最终还是以其中若干为擅长，其他有创作但不成功。纵观何其芳的文学道路，他在诗歌、散文创作上都取得了非凡的成就，诗歌上与卞之琳、李广田合称“汉园三诗人”，散文集《画梦录》更是获得大公报文艺奖金。但何其芳在小说和戏剧两个文体上非常钟情，但在他看来戏剧太难写了，在写过一个独幕剧《夏夜》后再未涉足戏剧创作，小说不然，他直到人生暮年都在努力地做着尝试。从现存何其芳创作的小说作品看，读大学之前创作的小说多带有乡土气息，无论是充满童趣的《摸秋》，还是《老蔡》。抗战前（包括大学时期、毕业工作在天津时期）创作的《王子猷》《浮世绘》的四个片段，充满唯美主义气息，小说都可以成为短篇小说，偏散文化。晚年创作的未竞稿长篇《无题》（主要写知识分子走向革命的故事）也没有摆脱散文化的叙事方式。可以说，如果将这些作品与同时代的名家如鲁迅、茅盾、巴金、老舍的小说相比，确实在思想内容的复杂、艺术技巧的圆融上不及这些作家的经典作品。如果从文学史的视野上看，从作品的思想内容和艺术特色角度考虑，何其芳的小说作品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地位并不高，这也是几乎所有的文学史只提何其芳的诗歌、散文而不提他的小说的原因。但从另外一个角度看，一个作家在擅长一个或者两个文体的同时，并追求在创作上覆盖四大文体（诗歌、散文、小说、戏剧），同时在四大文体上都取得突破和成功，这是一种现象，当然何其芳也确实较典型。这种典型可以称之为小说创作视野下的“何其芳现象”。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具有这种现象的不只何其芳一个，甚至有很多。如郭沫若，提起郭沫若自然会提起他的诗集《女神》，而且他是很能代表五四新文学运动狂飙突进性格的诗人。同时，郭沫若也创作过很多戏剧作品，也很知名，但没有诗歌在文学史上的地位高。除诗歌和戏剧创作外，郭沫若还创作过小说，但小说的知名度并不高。与何其芳相似的还有同为汉园三诗人的卞之琳、李广田。尤其是卞之琳与何其芳最为相似。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卞之琳是现代派诗人，也和何其芳一样是京派中的年轻一代，但是卞之琳在小说创作上也做出过努力。所以，这种何其芳现象并非个案，还有一定的规模。研究小说创作上的“何其芳现象”的重要意义是探究一个作家在自己的文学道路上创作的多种追求的可能性。何其芳对于小说创作的热情伴随他的一生，尽管经历过特殊时期，自己的身心受到摧残，但初心仍然不改。他曾经在疾病缠身的晚年还有这样的雄心壮志，他说：“他要写诗，写散文，写论文，还要写三、四百万字以上的长篇小说”。（牟决鸣：《关于〈何其芳译诗稿〉的一点说明》，《何其芳译诗稿》，外国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144页。）后尽管没有完成，还真写了5万余字的一部长篇小说残稿。纵观何其芳小说创作的遗憾，其实也可以通过梳理他的创作道路得出原因。如他在大学时期，因为过多的精力放在诗歌和散文创作中，后参加工作步入社会，社会的残酷更没有时间让他安心做长篇小说的写作。后奔赴延安参加革命，因为革命与现实的需要，他从一个文学创作者变成一个文艺批评工作者，更是没有时间和精力去实现他的小说梦。其实从另一个角度来看，也注定了何其芳的小说梦无法实现。何其芳在1961年12月20日写的诗歌欣赏中说，他大学的时候自己孤独的在宿舍里，像莎士比亚《暴风雨》中的被人放逐入海独居在荒岛上的米兰公爵。当时他非常喜欢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认为他小说中心境忧郁的人能从烈性的酒中获得强烈的刺激，对于托尔斯泰《战争与和平》觉得写得平淡。何其芳说他到延安参加革命工作后，思想与生活发生变化，对于陀思妥耶夫斯基和托尔斯泰的小说也有了不同的看法。“至于托尔斯泰，我也是在抗日战争初期，在进行着游击战的冀中平原上，才真正发现了他的。那时我再读他的《战争与和平》，我完全为它的描绘生活的巨大魅力所征服了。我才知道我过去是把正常的事物看作平淡，把病态的事物看作杰出了。解放以后，我第三次读托尔斯泰的几部巨著，而且试图学写长篇小说，才更明确地认识到它们是过去的小说艺术的最高峰，他那种写法是最不容易，最需要工力的。”（何其芳：《诗歌欣赏》，作家出版社1964年版，第114页。）

当理性过多地占据感性的头脑时，再想遵循内心去撰写小说已经是非常困难了，也注定了何其芳小说梦的破碎。1976年2月3日上午他写给杨慧中的信中所说：“我计划要写就写一百万字左右，写个三部曲：第一部写知识青年走向革命；第二部写延安生活，主要是整风，写参加革命后还要改造思想；第三部和工农兵结合，主要写到农村工作，把我原来打算要写的老区土改工作、农村整党等内容作为第三部。”（何其芳：《致杨慧中》，《何其芳全集》第8卷，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119页。）

何其芳要写的很明显是一部自传体小说，就是自己所走过的人生道路。但何其芳在这封信中也讲到了无奈，“如果再写出百万字左右的长篇小说，我剩下的时间大概只能做这些事情了。”（何其芳：《致杨慧中》，《何其芳全集》第8卷，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120页。）写这封信的时候距离他逝世的1977年7月24日仅剩下一年半不到的时间，对于何其芳而言，他的文学道路因为未能实现自己理想的长篇小说的完成而终究成了一种缺憾。

1955年5月初，何其芳将1954年12月11日在中国作家协会主办的吴敬梓逝世两百周年纪念会上的演讲稿初稿进行了修改，以《吴敬梓的小说〈儒林外史〉》发表。在文中，他对于吴敬梓不合时宜的创作作了如下评论：“生活在十八世纪初年到五十年代之间，生活在清代那样一个最后的封建王朝的统治之下，对当时的丑恶的现实深为不满，不肯和它妥协，而又没有出路，于是不得不从辽远的古代选择某些信念某些人物来作为他的理想，作为他反对当时的社会的凭借，吴敬梓在《儒林外史》中的确表现出来了这样的思想。这样的思想支持了他对于许多丑恶的事物的批判，同时也决定了他所描写的某些理想的无力。”（何其芳：《吴敬梓的小说〈儒林外史〉》，《何其芳全集》第3卷，河北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249-250页。）这段话其实可以概括抗战全面爆发前何其芳自己的小说创作，尤其是《王子猷》《浮世绘》（四个片段）。这些小说中要么是借助魏晋风流人物（王子猷），要么带有明显古人隐逸色彩思想的信念，表达的是对于当时残酷现实的逃避与对抗，确实也充满着虚无、孤寂与无奈。何其芳在《吴敬梓的小说〈儒林外史〉》接着评论吴敬梓的思想说，“他的某些带有民主主义色彩的理想。决定《儒林外史》的价值的并不是他的那些以复古面貌出现的理想，而是他的尖锐的对于封建社会的不合理的事物的批判，他的可贵的带有民主主义色彩的思想和他的卓越的现实主义的艺术的成就。”（何其芳：《吴敬梓的小说〈儒林外史〉》，《何其芳全集》第3卷，河北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249-250页。）何其芳的这段话如果与他最后一部小说《无题》（未竞稿）联系起来看，在某种程度上，“可贵的带有民主主义色彩的思想和他的卓越的现实主义的艺术”品质正是何其芳自己要追求的。《无题》尽管没有写完，但5万余字的开篇中，可以看到里面塑造的青年形象都是对社会不满追求进步革命的，民主主义思想与现实主义创作风格明显。

同为汉园三诗人的李广田，在1946年11月1日撰写了一篇关于小说的评论，题名《关于小说》，发表在天津《民生导报·每周文艺》第二期。在这篇文章中，李广田在阅读了一批五四以来的短篇小说后，有两点印象。“第一，就取材方面说，很多比较写得好的小说都是写农村生活的，其中的主要人物当然多是乡村的人民。”（李广田：《关于小说》，《李广田文集》第4卷，山东文艺出版社1986年版，第424页。）李广田认为造成这样的原因是，这些作家大都出身农村，对农村的生活、文化风俗、生存状况都较熟悉。但随着农村落后与都市文化的进步，很多作家由农村走向城市。尽管这些作家也写都市以及知识分子生活，但始终没有写农村生活写的亲切自然，原因是他们的感情和记忆的根却依然在农村的土壤。“第二，就主题方面说，作家们大都只重在揭发社会黑暗，展示人民痛苦与走投无路的命运。这原因自然很简单，因为中国的广大人民实在太苦了，而且他们受压迫受欺凌的日子也实在太长久，他们或者安分守己，随遇而安，或者饮恨吞声，默尔以息，也就是很自然的情形。”（李广田：《关于小说》，《李广田文集》第4卷，山东文艺出版社1986年版，第424页。）所以，李广田认为，前一期作家大都在自然主义或旧写实主义的影响下，处理题材只能在表层并未深入就剖，连鲁迅的两个小说集也大致如此。“这也不能责怪作者，因为中国社会停滞太久，后来虽有变动，如‘五四’所造成的效果等阶段，但进步依然很慢，而且在整个世界的文化思潮中中国也还不知道何去何从，作者个人自然也就受了他的时代与环境的制约，不能了然于人类社会进展的轨迹，以确定自己的世界观与人生观，于是他对于一切事物的关照也就只停顿在一个平面上。”（李广田：《关于小说》，《李广田文集》第4卷，山东文艺出版社1986年版，第424-425页。）李广田还指出，五四小说基本上只揭出病苦，不开药方的，这也是停留在一个平面上的表征。之所以提李广田的小说观点，因为他和何其芳有着时代体验的一致性。何其芳小说的开始如《摸秋》《老蔡》等短篇小说写的就是农村生活。后何其芳从四川老家经上海短暂求学进入北京，在都市生活中写的历史小说《王子猷》、带有自传色彩的长篇小说《浮世绘》的四个片段：《蚁》《棕榈树》《迟暮的花》《欧阳露》等，是在写都市以及都市中的知识分子的生活。但正如李广田所说，确实有些隔膜。但到何其芳的未竞稿《无题》这部小说，何其芳冲破了写农村题材以及单纯的写都市男女，他想写从农村走出来的知识分子从觉醒到反抗并走向革命的过程。这里就不是单纯的揭露旧社会的病苦和悲痛，而是有着革命指向的明确性，等于即要揭露病苦，又开药方。尽管何其芳人生中的最后一部小说没有完成，但这种创作倾向和实践，本身就是一种突破。另一位汉园诗人卞之琳，不是也朝这个方向努力了吗，他延安归来撰写的小说不是带有知识分子走向革命的突破性创造吗？所以，何其芳的小说创作道路，也是一个重要的现象，他的小说创作道路在中国现当代小说史上如果轻易地忽略或者抹杀，就缺少了观测一大批擅长其他文体而对小说创作情之所系作家的隐秘的创作道路真相的感知。

课题来源：2024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年度项目：何其芳年谱长编（1912-1977）；项目编号：24BZW117

作者简介：周思辉：贵州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文学博士，博士研究生导师，研究方向为中国现当代文学。